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鸦片战争之后,闭关锁国被打破,清朝学者逐渐开始睁眼看世界。作为东西方交通的要道,中国学者官员前往欧洲,往往都要经过埃及,那么在经过埃及时,中国学者如何看待世界级奇迹金字塔?

出人意料的是,清朝学者没有感到金字塔有何伟大,没有震撼于金字塔建造不易,反而从金石学角度判断金字塔中发现的埃及文明不会早于中国,甚至其中一位更是推断古埃及人当为“黄帝氏之苗裔”。

鸦片战争之前,最早见过金字塔的中国人,可能是唐朝的杜环、元朝的汪大渊与明朝的郑和,但因为他们没有留下记载金字塔的文字,所以后人无法肯定他们是否见过金字塔。单就有文字记录而言,最早见过金字塔的中国人,应该是一批晚清赴欧的中国学者官员们。

斌椿与张德彝:埃及文类似钟鼎文或鸟篆

清政府组织了斌椿为首的考察团,赴欧洲进行考察,当时苏伊士运河尚未浚通,中途必须换乘火车,期间斌椿与张德彝便参观了金字塔。

斌椿的《乘槎笔记》中记载,“又十余里,至古王陵。相连三座,北一陵极大,志载基阔五里,顶高五十丈,信不巫也。”接着,斌椿与张德彝在土著导游带领下,寻找到一个石洞,两人进入了金字塔内部,见到了古石棺,“洞口高十余丈,横石刻字,计十行,约百余字,如古钟鼎文”。那时还没有金字塔一说,因此斌椿称之为“古王陵”。

张德彝的《航海述奇》中,对深入金字塔内部的描述更为惊险。张德彝大概是从破损的裂缝中进去的,进口又陡又窄,里面一片漆黑,只能秉烛前行,里面步步惊心,“一步一跌,时虞颠扑”、“石震有声”、“神魂失倚”、“趋前失后,退后迷前”。最后,进入金字塔墓室内部,看到了古石棺,“一石棺无盖,形如马槽, 击之铿然,放于壁角”。出来之后,不知是太疲倦,还是其他原因,张德彝自称“出则一身冷汗矣”,多年之后张德彝回忆时还说“至今思之,为之神悸”。

对于金字塔里的文字,斌椿判断其状“如古钟鼎文”,而同行的张德彝判断更类似于“鸟篆”。之后,张德彝将这段金字塔探险单独发表,将“鸟篆”改为“象形”。

斌椿与张德彝应该是世界上前两个参观金字塔并形成文字的中国人,可能也是首次进入金字塔内部的两个中国人。在他们的视角里,埃及文字与上古钟鼎文或鸟篆有相似之处。在他俩之后,清代官员学者薛福成、张荫桓等,在欧美博物馆参观金字塔文物时,都认为与中国的篆书相似。

清朝学者眼里的金字塔:并未感慨其伟大,研究思路别出一格

王韬:古埃及人是黄帝后裔

王韬(见上图)是近代学者,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报刊政论家,由于1862年上书太平天国,为太平军剖析攻打上海的利弊等,被清政府发现之后逃亡香港,五年之后西游欧洲。

客观地说,王韬并未见过金字塔,但在法国巴黎见到了从埃及掠夺回的方尖碑。方尖碑上面的文字,给了王韬一定的联想,王韬认为埃及文字“有若云形”。而在《左传》中有“昔者黄帝氏以云纪,故为云师而云名”的记载,因此王韬推断古埃及人是“黄帝氏之苗裔”。

无独有偶,十余年后,郭嵩焘从欧洲返回途径香港时,与当时香港总督轩尼诗爵士有过一番交谈。轩尼诗爵士(爱尔兰人)坚持“中国文字传播世界论”,即:中国的文明起源最早,然后向西传播到埃及,再西传播到爱尔兰,埃及文字属于中国文字的遗存。以这一逻辑来看,王韬的古埃及人是黄帝后裔之说,也就不那么突兀了。

当然,对于轩尼诗爵士的言论,郭嵩焘也未多表态,只是称其“附会近理”而已。

清朝学者眼里的金字塔:并未感慨其伟大,研究思路别出一格

郭嵩焘:古埃及造字原则与中国相同

1876年,郭嵩焘(见上图)因马嘉理案向英国道歉,并出任正式的驻英法公使。根据郭嵩焘记载,途经埃及时,使团成员上岸参观,有人在当地购买了“埃及古迹图”数张,其中有克莱奥帕特拉方尖碑正面和左后方两幅,碑上能看出有刻字。随后,郭嵩焘让人临摹下来,仔细研究之后,发现这些埃及文字有像鸟、像马、像眉目等各种形状者。

郭嵩焘由此推断:古埃及造字原则与中国相同。进一步推断认为,世界各地的上古人类,在文字初创阶段,无非就是采用象形、会意两种造字方法。

抵达欧洲后,郭嵩焘与欧美诸多学者交流,通过埃及文字与中国文字对比,判断埃及古文字和中国金文类似,至今不过三千余年历史,因此埃及文明不会早于中华。

近代以来,欧美学者一直认为中华文明史只有三千余年,但在上世纪良渚遗址出现之后,让世界看到了更早的中国。前几年,欧美主流学者终于将良渚文化升级为良渚文明,认为中国是与古埃及“等量齐观”的古文明。郭嵩焘的判断,在如今终于被证实被认可,古埃及文明并不早于中国。

清朝学者眼里的金字塔:并未感慨其伟大,研究思路别出一格

除了以上几位之外,1905年参与考察欧洲宪政的端方,对金字塔与古埃及文物也非常感兴趣,路过埃及时亲自参观考察,甚至还带回数十件文物原件。回国之后,端方“摹拓其文”制成画幅、扇子等,大量送给友人,学者俞樾得到一件,感慨古埃及文字难以理解,“中国文字犹难通,况在大荒西经中”。1912年,上海有正书局出版了《埃及五千年石刻》,其中很多就属于端方所藏的摹绘或拓片。

埃及与中国都是文明古国之一,拥有悠久璀璨的历史,当这两个国家在近代碰撞之后,中国学者并未像西方学者那样“震撼惊诧”,反而非常平淡,其中固然是对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自信,固然因为历经古人留下的长城、大运河、都江堰等庞大工程的灵魂洗礼,也是因为学者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。事实证明,清朝学者对古埃及与古中国文明的对比判断,基本上是正确的。

值得一提的是,以上这些学者对古埃及文字的研究,还属于传统金石学范畴,即以古代青铜器和石刻碑碣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,偏重于著录和考证文字资料,以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,属于古代的考古学。所以,当时清朝学者并不怎么关注金字塔本身,而更关注金字塔里的文字资料。1923年之后,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从美国毕业归国,掀起了中国现代考古学序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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